日裡吟詩月下歌

翻開雜誌廣告，打開電視，全都是身材曼妙的男女，在推銷著化妝品、電腦、菸酒的同時，也提醒了：你是不是該減肥啦？

衛生署最近發布，國人的體重有三分之一超過標準。如果依世界衛生組織亞洲體位標準計算，約有四成四的國人屬於肥胖需要減重。許多人心裡一定會想，我一定也是其中那一個吧？

報紙引述中研院潘文涵教授研究指出，「住在鄉村的國人，因為體力勞動減少，營養過剩，再加上嚴重缺乏營養均衡飲食的概念，相較都市人愈來愈重視健康飲食及體重議題，尋求各種機會減重的情況下，鄉村人體位反而平均重於都市人。」

我們是不是被制約了？天增歲月人增「肉」，肥胖成了與生俱來的原罪，而減肥則是同志仍須努力的革命。在這種氣氛底下，很難理直氣壯地反思：嘿，等一下，所謂理想體重是怎麼定出來的？理想就等於健康嗎？人皆以瘦為美，這是自古不變的客觀標準嗎？這個現代消費文明到底要我們怎麼樣？一方面有「料理東西軍」這種節目刺激食慾，有各種吃到飽的自助餐，另一方面又時時提醒我們過胖，弄得人人自危、精神緊張？為什麼減肥當道，瘦身生意興隆，但是平均體重還是節節上升？

這些疑問正是理查．克蘭在《後現代瘦身主義》這本書裡頭想一探究竟的。作者不是什麼醫學專家，他只是一個在美食與瘦身之間掙扎，體重持續上揚的法文教授。他是羅蘭．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的學生，深受這位法國當代思想巨擘的體重與思想路數所影響，於是他以法國思想家的「反骨」精神，寫成了質疑時代潮流的這本《後現代瘦身主義》。

瘦身迷思

克蘭觀察到，基本上，整個世界隨著人口的增加，糧食短缺的問題會愈來愈嚴重。但是，建立在消費行為上的現代工業社會，食物卻是不虞匱乏的。這使得向來以肥為美的歐美社會，其審美觀在20世紀有了大逆轉，開始以瘦為美。

克蘭旁徵博引，說明「肥」（fat）這個字在以往是多麼好的一個字。它從容器（vessel）一詞轉來，有容納、持有的意思。在中古歐洲，只有有錢人和修道院才有大缸子可以裝東西。Fat這個字在莎士比亞手中用了至少70次，他筆下的凱撒說：「讓我周圍的子民都肥肥胖胖的吧！」反觀卡西烏斯（Cassius）這種「清瘦而貌似飢餓」的人，則是靈魂空虛，居心不良。但是到了今天，「肥」所蘊含的恭維意思全都沒了，只剩下負面、貶抑的含意。肥胖愚蠢、可笑、乏味。脂肪被說成不屬於身體的多餘物，早早去掉為妙。克蘭認為，這是有好幾股利益相合的勢力聯手塑造出來的。體瘦的美麗形象，以及這個形象所促銷的健康理想，是一個被扭曲的自然，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，其目的是方便工業來販賣其服務與產品。如果行銷人能讓滿身脂肪的人有罪惡感，就可以利用「過胖」的想法同時販賣「不健康」與「健康」。

超市裡頭的「垃圾食物」，有的欲蓋彌彰地說自己低鹽、低脂、零脂肪、不含膽固醇、不含動物性脂肪，來隱藏產品本身其他不健康的成分，有的則語意模糊或以美味訴求來轉移消費者的焦點，鬆懈心防。

但另一方面，整個消費文明卻又鼓吹愈來愈嚴苛的身體美學標準。在1959年，《花花公子》封面女郎的體重是婦女平均體重的91％，到了1978年降到84％。而美國小姐參賽者也愈來愈瘦，只有5％的美國女性合於這個誤導的社會標準。

《社會與臨床心理學期刊》發表研究結果，女性看到超級名模的照片後，70％最後會產生「芭比娃娃徵候群」（Barbie syndromes）——沮喪、緊張，感到罪惡羞愧。如果有人是開發減肥藥物、經營美容瘦身業，當然樂見這種情緒瀰漫。而心有沮喪愧疚的人，也不會想到這些「超級名模」每天所攝取的熱量，可能還比不上納粹集中營裡的猶太人。

日本女星江角真紀子拍了寫真集，有人對她沒有一絲贅肉的身材大表讚嘆，她說：「這是我兩年沒有吃一口肉的結果。」

不要說兩年，很多人連兩天沒吃肉都覺得怪怪的，如果這些人又希望擁有江角一般身材，壓抑不住心中對食物的渴望，你說減肥藥、診所、美容沙龍怎麼會生意不好？

但是身體是很奧妙的，當我們在物質與心理上開始剝奪對食物的渴望時，身體會發展出新的代謝策略，更有效率地利用食物，轉化為脂肪，以備減肥挨餓時之需。不當地抑制食慾有可能導致間歇的暴飲暴食，飲食失調的結果，反而愈變愈胖。76％的節食者在減肥三年之後比開始時更胖，95％的人在五年後更胖。無怪乎《紐約時報》要說「飲食失調比率急劇上升，唯一最可能的罪魁禍首，就是節食的氾濫。」

克蘭嚴詞指出：由醫生、營養師、健康及美容治療師所構成的減肥體系，才是人快速變胖的關鍵。

這本《後現代瘦身主義》並不是（也不敢）宣揚「胖才是美」的美學觀。只是如果「瘦美」這個標準本身就有問題，而主流價值一味吹捧，眾人為了達到那個扭曲的境界，而無視於身體的訊息、心理的健康，任由藥物和器械在自己身體裡頭肆虐，最後造就了一群體型健康，但心理變態的瘦子。難道這就是我們一心追求的嗎？畢竟，完整的健康定義是涵括「身心靈」三方面，且缺一不可的。